农村地区的污染往往不亚于工业重镇。一些矿业公司对环境法置若罔闻；家庭手工业者拆除电子垃圾时也给自己的健康造成了危害。那么，这些社区能向谁求助？还是说他们只能依靠自己来尽量降低此类风险？
人类学家安娜·劳拉-温赖特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这些困境。在她的新书《顺从的行动主义：与农村污染共处》中，温赖特提出环保行动主义研究应更多地关注这些生活在困境中的人们。她向弗雷德·皮尔斯解释了个中缘由。
问：“顺从的行动主义”听起来有些矛盾。您想通过它表达什么，为什么会觉得它适合用来形容中国农村居民与污染的关系？
答：我选择这个词是为了突出中国农村环保主义的复杂性。围绕污染和其他环境威胁的应对工作所展开的研究都倾向于关注行动主义运动，而对于个体的反应——个体是如何将污染看做常态，并且顺从和适应它的，则关注较少。但如果要理解环保主义，我们就必须理解这些过程。
这本书讲述了在其他行动无法开展或者无效的情况下，个体和家庭如何采取一些细小的行动来尽可能地减少污染对人类身心以及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戴口罩、购买瓶装水、夜间关窗防止烟雾进入室内、避免有害工作、把小孩和孕妇送往别处居住等，这些都属于个体行动。
问：人们是如何适应污染的呢？您在书里提到说人们有一种“地方生态”的意识，他们对健康的理解也在改变。
答：在我工作过的3个地方，当地人会调整自己的期待，来适应当地的污染。云南宝村（音译）是一个被磷矿和化肥厂围绕的村庄。在那里，人们适应了包括呼吸系统和关节问题在内的身体不适状况。当询问村民们的健康状况时，这些症状很少被提及。他们常说身体可以“适应污染”。
问：您提到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您和同事的健康也受到当地污染的影响，能举几个例子吗？
答：我们在宝村的时候感受尤为深刻。在那里做实地调研时，可能是因为当地的污染，我出现了头疼、喉咙痛、鼻子流血的症状。在电子垃圾交易和处理的热点地区——广东贵屿，进入塑料焚烧区时，我也会觉得眼睛刺痛和头疼。那里的气味有时候非常刺鼻。
问：贵屿的污染主要来自当地的家庭手工作坊，那里居民对于污染的态度会和其他被迫承受污染的地方的居民不同吗？
答：比较复杂。表面上看，贵屿这种地方的居民好像都是在同一条船上。但当地社区的人口构成往往更加复杂，阶层之间的差异也更加明显——成本和效益的分配并不均匀。在贵屿，作为劳动力主体的外来务工者往往收入相对较少，承受的风险却最大。
问：您觉得人们回答问题时的诚实度有多高，比如在当地官员在场的情况下？
答：有官员在场的话，受访者谈到污染对环境和自己身体的影响时肯定会更加谨慎。但如果是单独和我们谈，他们有时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用自身遭遇竭力博取注意力。一些人还请我们帮他们从上级政府那里争取补偿。他们这么做我可以理解，也很同情他们。我们发现这种差异在第3个研究点，湖南西部的钱村（音译）尤为明显，那里受铅和锌矿开采的污染非常严重。
问：中国的污染政策怎么样？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央对地方污染的态度有变化吗？
答：我们看到，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央控制污染的决心越来越强。习主席曾说过要“向污染宣战”。很多地方都开展了高调的空气污染防治行动，钢铁生产大省河北也在其列。但也有不少地区的问题尚未引起注意。为了换取税收和就业，贫困的农村地区更愿意引进污染企业。而且这些趋势短时间内不太可能会改变。
问：在环境执法方面，中国农村地区的政府官员做得到位吗？
答：这很难一概而论，因为污染种类很多，各地的政治经济情况也不同。但从我自己的实地考察，加上仔细研读河海大学陈阿江教授的研究之后，我发现环境执法工作仍旧存在较大问题。法律法规是完善了，但令贫困地区对污染活动敞开怀抱的经济诱因依旧很强。
问：有人说环保主义在中国得到的包容度要高于其他议题，这是因为中央将其视为向地方官员问责的一种手段。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答：上级政府能够接受对当地小公司不当行为的批评，因为这种批评可以充当人们发泄不满的出口。维护稳定对于中国政府至关重要。在维稳大计之下，地方污染企业和基层环保官员很容易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但这和指出系统性问题之间的界限常常变得模糊。
问：在中国，关注环境问题的是否仍然主要是城市居民和中产阶级？或者说您对“顺从的行动主义”的分析是否揭示了其他方面？
答：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花了数年时间与中国村民一起生活。所以我非常迫切地希望告诉外界，对于环境和污染问题的忧虑和认识不是城市中产阶级所独有的。当然，贫困人口抵制污染或者保护自己免受污染影响的能力要有限得多。他们内心往往明白自己缺乏推动变革的力量，但如果忽略他们试图对抗污染的方式，就会对他们造成进一步的不公，剥夺了他们所拥有的权利。
问：您在引言中说自己的工作对“环保主义的研究具有更广泛的概念意义”，这是什么意思呢？
答：它让人们更多地关注环境意识的另一种表达。对见多识广的绿色运动者而言，买瓶装水、戴口罩和保护孩子或许算不上是行动主义。但类似行动值得关注。现在这些举动或许是人们能够最直接采取的抵制污染的行动。我认为，只有读懂妥协，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行动。
人类学家安娜·劳拉-温赖特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这些困境。在她的新书《顺从的行动主义：与农村污染共处》中，温赖特提出环保行动主义研究应更多地关注这些生活在困境中的人们。她向弗雷德·皮尔斯解释了个中缘由。
问：“顺从的行动主义”听起来有些矛盾。您想通过它表达什么，为什么会觉得它适合用来形容中国农村居民与污染的关系？
答：我选择这个词是为了突出中国农村环保主义的复杂性。围绕污染和其他环境威胁的应对工作所展开的研究都倾向于关注行动主义运动，而对于个体的反应——个体是如何将污染看做常态，并且顺从和适应它的，则关注较少。但如果要理解环保主义，我们就必须理解这些过程。
这本书讲述了在其他行动无法开展或者无效的情况下，个体和家庭如何采取一些细小的行动来尽可能地减少污染对人类身心以及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戴口罩、购买瓶装水、夜间关窗防止烟雾进入室内、避免有害工作、把小孩和孕妇送往别处居住等，这些都属于个体行动。
问：人们是如何适应污染的呢？您在书里提到说人们有一种“地方生态”的意识，他们对健康的理解也在改变。
答：在我工作过的3个地方，当地人会调整自己的期待，来适应当地的污染。云南宝村（音译）是一个被磷矿和化肥厂围绕的村庄。在那里，人们适应了包括呼吸系统和关节问题在内的身体不适状况。当询问村民们的健康状况时，这些症状很少被提及。他们常说身体可以“适应污染”。
问：您提到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您和同事的健康也受到当地污染的影响，能举几个例子吗？
答：我们在宝村的时候感受尤为深刻。在那里做实地调研时，可能是因为当地的污染，我出现了头疼、喉咙痛、鼻子流血的症状。在电子垃圾交易和处理的热点地区——广东贵屿，进入塑料焚烧区时，我也会觉得眼睛刺痛和头疼。那里的气味有时候非常刺鼻。
问：贵屿的污染主要来自当地的家庭手工作坊，那里居民对于污染的态度会和其他被迫承受污染的地方的居民不同吗？
答：比较复杂。表面上看，贵屿这种地方的居民好像都是在同一条船上。但当地社区的人口构成往往更加复杂，阶层之间的差异也更加明显——成本和效益的分配并不均匀。在贵屿，作为劳动力主体的外来务工者往往收入相对较少，承受的风险却最大。
问：您觉得人们回答问题时的诚实度有多高，比如在当地官员在场的情况下？
答：有官员在场的话，受访者谈到污染对环境和自己身体的影响时肯定会更加谨慎。但如果是单独和我们谈，他们有时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用自身遭遇竭力博取注意力。一些人还请我们帮他们从上级政府那里争取补偿。他们这么做我可以理解，也很同情他们。我们发现这种差异在第3个研究点，湖南西部的钱村（音译）尤为明显，那里受铅和锌矿开采的污染非常严重。
问：中国的污染政策怎么样？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央对地方污染的态度有变化吗？
答：我们看到，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央控制污染的决心越来越强。习主席曾说过要“向污染宣战”。很多地方都开展了高调的空气污染防治行动，钢铁生产大省河北也在其列。但也有不少地区的问题尚未引起注意。为了换取税收和就业，贫困的农村地区更愿意引进污染企业。而且这些趋势短时间内不太可能会改变。
问：在环境执法方面，中国农村地区的政府官员做得到位吗？
答：这很难一概而论，因为污染种类很多，各地的政治经济情况也不同。但从我自己的实地考察，加上仔细研读河海大学陈阿江教授的研究之后，我发现环境执法工作仍旧存在较大问题。法律法规是完善了，但令贫困地区对污染活动敞开怀抱的经济诱因依旧很强。
问：有人说环保主义在中国得到的包容度要高于其他议题，这是因为中央将其视为向地方官员问责的一种手段。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答：上级政府能够接受对当地小公司不当行为的批评，因为这种批评可以充当人们发泄不满的出口。维护稳定对于中国政府至关重要。在维稳大计之下，地方污染企业和基层环保官员很容易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但这和指出系统性问题之间的界限常常变得模糊。
问：在中国，关注环境问题的是否仍然主要是城市居民和中产阶级？或者说您对“顺从的行动主义”的分析是否揭示了其他方面？
答：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花了数年时间与中国村民一起生活。所以我非常迫切地希望告诉外界，对于环境和污染问题的忧虑和认识不是城市中产阶级所独有的。当然，贫困人口抵制污染或者保护自己免受污染影响的能力要有限得多。他们内心往往明白自己缺乏推动变革的力量，但如果忽略他们试图对抗污染的方式，就会对他们造成进一步的不公，剥夺了他们所拥有的权利。
问：您在引言中说自己的工作对“环保主义的研究具有更广泛的概念意义”，这是什么意思呢？
答：它让人们更多地关注环境意识的另一种表达。对见多识广的绿色运动者而言，买瓶装水、戴口罩和保护孩子或许算不上是行动主义。但类似行动值得关注。现在这些举动或许是人们能够最直接采取的抵制污染的行动。我认为，只有读懂妥协，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行动。
